
在大众印象里,朱元璋的儿子们多被看作政治生物,野心勃勃、逐鹿中原,最典型的莫过于野心勃发的秦王朱樉和后来篡位的燕王朱棣。然而,在朱元璋的二十多位子嗣之中,第五子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——他不热衷于权力与江山,而是沉迷于科学研究,最终留下一部举世瞩目的科学巨著,赢得日本与西方学者的高度赞誉,直到上世纪仍有西方学者研读其著作,叹服其学识与眼光。
展开剩余55%然而,朱橚并不满足于此。回到京师后,他召集滕硕、刘醇等学者,博采历代方书、笔记杂说、道藏佛书等,汇辑古今医方,终于完成《普济方》。这部方书囊括方脉、药性、运气、伤寒、杂病、妇科、儿科、针灸及本草诸多内容,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方书。书中引用方书超过150种前三配资公司,其中50余种已在其他典籍中失传,堪称医药界的永乐大典,为保存明以前珍贵医药资料立下汗马功劳。 在医药之外,朱橚还关注植物学。他先是收集大量图书资料,总结前人成果,为开封周邸图书甲他藩的建设奠定基础;随后设立专门植物园,种植民间调查所得的野生可食植物,进行观察实验。即便在朱允炆即位之初再次流放云南,他的研究从未间断。朱橚整理古人经验,并结合实验,经过十余年观察与实验,终在永乐四年(1406年)刊行《救荒本草》。 《救荒本草》全书两卷,记述414种植物,其中约三分之二为前人未记载。朱橚文字简洁、插图精准,将实验观察与图文配合发挥到极致。这部书不仅普及植物学知识,方便民众寻找食物,还创新性提出了消除食物毒性的办法,如白屈菜烹饪前用细土吸附毒性,为后世植物化学领域吸附分离法提供了原型。 朱橚对野生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明清时期,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引用了大量《救荒本草》资料,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更是全文收载。17世纪,《救荒本草》传至日本,引发学术热潮,日本学者纷纷效仿,方法论与描写方式影响深远。近代,该书又传入西方,吸引众多植物学家研究。上世纪40年代,美国学者施温高评价其为世界上最早且最优秀的救荒食用植物专著,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则对书中358种植物进行了系统研究,整理出汉名、学名、英文名及化学成分,可谓誉满欧美。 可以说,朱橚如同神农尝百草,其研究成果惠及百代。他不仅让中国的栽培植物数量远超西方,也让无数人因此得以生存。他被低估的科学家地位,绝对当得起明朝版神农的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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